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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文化的中国化

时间:2012-05-30 17:28来源:99字画网作者:嫣然点击:

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有两个高潮时期。第一个高潮在春秋战国时期,持续时间约三百年,第二个高潮在隋唐时期,持续时间约二百年。

春秋战国时期所以出现文化高潮,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主要原因是奴隶制解体,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还有一个必要条件,即当时诸侯国之间交往频繁。这些交往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通过战争)。频繁的交往,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古代交通闭塞,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较大。当时文化形成四个大的文化区域:邹鲁文化、燕齐文化、三晋文化、荆楚文化。邹鲁文化保持着周公以来的文化传统,维护宗法制度,严格等级秩序,尊重传统贵族的特权,以孔、孟儒家为代表。燕齐文化以山东半岛及渤海沿岸为基地,流行神仙方士、阴阳五行学说,以管仲学派、稷下学派为代表,后来发展为阴阳家。三晋处四战之地,社会环境迫使其注重耕战,提倡法治,打击旧贵族的特权,尚军功,重爵禄。多年的民族战争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攻伐,锻炼出一批人才,如商鞅、申不害、吴起、韩非等法家是三晋文化思想的代表。荆楚文化在江淮一带有深远的传统,歌颂自然而轻视世俗政治与法制,老庄、屈原思想是荆楚文化的代表。秦汉统一全国,四个地区的文化互相影响,发生了更多的交流,产生了汉代文化。

  第二个文化高潮出现在隋唐时期(公元7—8世纪)。隋唐政权结束了近四百年长期南北分裂的局面,建立了强大有效的中央政府,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对内执行各民族平等的政策,对外开放,保持陆地及海上的国际通道的畅通,从而给中外文化交流创造了必要条件。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吸收改造了外来文化,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使中国文化精华部分(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认识层次。禅宗的形成与发展,体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二次高潮。(哲学作为文化的精华部分,禅宗哲学对后来的理学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一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也改变着它的说教形式和学说内容,以求适应中国的环境。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政治上的适应和理论上的适应。

  第一,政治上,佛教主动协助维护中国传统的封建宗法制度,巩固纲常名教体系。如沙门礼敬王者,沙门拜父母,僧人遵守世俗法律的管制等等。这些事实,都说明中国佛教已不同于印度佛教。(唐朝义净在印度留学二十多年,深感中国佛教改变了印度佛教,对此很不满意,表示遗憾和惋惜。)中国历代反对佛教的人士指摘佛教违背了忠孝原则。佛教徒为自己辩护,一再申明,佛教的主张不但没有背离“三纲”的原则,相反,出家修道,倒是大忠大孝,可补世俗教化所不及。

  第二,在思想理论上,佛教哲学理论力图与中国当时社会思潮相适应,按照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前进。佛教义学(宗教理论)成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中国哲学的许多显著的历史特征,在佛教理论中也有所反映。

  佛教传入中国在两汉之际,但取得较大发展则是在三国魏晋时期。魏晋时期中国哲学界讨论的中心议题为本末、有无等思辨性很强的玄学。这一时期佛教理论界所讨论的是般若空的概念,出现了“六家七宗”。“六家七宗”是用佛教术语来阐发玄学关心的本末、有无问题。六家七宗的思想体系是玄学化了的佛教哲学。当时哲学理论界与佛教理论界所讨论的,都属于哲学本体论范围。

  哲学思辨不断发展,中国哲学界逐步由本体论进人心性论。佛教理论的重心已由般若学的本体论转入涅般木学的心性论,开展佛性问题的探讨。佛性论的实质即心性论,佛性问题即心性问题。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理论界,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佛性论。

  南北朝到隋唐,继魏晋玄学之后,中国哲学发展史又上了一个台阶,由本体论进人心性论,佛性论由中国哲学史中一个支流上升为主流,在隋唐时期它已发展为完整的心性论,从而把中国哲学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禅宗,不同于佛教的禅法。禅法是佛教的基本训练的一门学问,从小乘“安般守意”到大乘禅法,有它的体系。本文所讲的“禅宗”,特指隋唐时期佛教的一个宗派。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上独树一帜,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禅宗的兴盛,是佛教其他宗派衰落后的产物。隋唐盛世,佛教经学(佛教经学与儒教经学、道教经学,三教鼎立)曾协和王化,是维护中央政权,传播封建纲常名教的思想工具之一。唐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失去控制全国的绝对权力,地方势力日趋独立,分散割据的形势越来越发展,直到唐王朝灭亡。佛教寺院经济遭到破坏,国家财政支绌,收入减少,推行两税法以后,寺院也要纳租税,出家人不再享有免役逃税的特权。僧众人口大大减少。(北朝时,北魏僧尼二百万,北齐三百万,北周也达二百万。唐武宗灭佛,僧尼还俗为二十六万。唐代户口比北魏多,而僧人少,原因之一是推行寺院纳税政策的结果。参见《魏书.释老志》  及《佛祖统纪》卷三十八。)唐中期以后,寺院经济衰落,其他宗派,讲章句之学的都衰落了,只有禅宗得到发展。据记载,禅宗为了自身的发展,制定了自给自足的僧规,不再依靠寺院庄园剥削收入,争取到生存的主动权。禅宗名僧怀海(749—814)制定《百丈清规》,改制详情已不能完全考见,从北宋杨亿为重修《百丈清规》(《古清规》)作的《序》中还可以略窥禅宗改革寺院制度的一些措施。禅宗僧徒靠劳作过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它把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到僧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来。这一变革与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结构得到进一步的协调,从而获得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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