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凯美术作品
“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课题在美术史的叙事和现代性的理论架构上，多少存在着一些理路上的内在矛盾以及尚未充分展开和有待改进的地方。这些矛盾、不足或考虑不周，归根结蒂源于现实文化生活中的悖论处境以及课题对此处境的自觉意识和自觉承担。作为课题的主持人，潘公凯力图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现实探索及其文化表述争取一个正当的身份、合理的说法和有力的论证，而这种求生存、明身份的正当要求，不仅要借助外来话语系统才能保证，还不得不在逻辑和思路上受其牵制，这尤其表现在他通过定位于“现代性”来为中国社会文化“正名”的努力。
潘公凯认为，要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争取发言权，就必须通过证明自己合乎“现代”来进入话语场域。而自身的正当性一旦得到了认证，“现代性”概念的内涵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变得更加公正、全面和更具包容力、普遍性。这是一个不得不“打进去”又“打出来”的过程，是在“现代”概念之内、以“现代”为先决条件而进行的调整和突破。
他认为，西方现代性模式的规定性是能够予以超越的，这主要基于两个宏观层面的原因：一是人类在生存经验和发展道路上的最大一致性，即从农业文明步入工业文明，并向信息文明迈进，这是大尺度的历史观；另一个就是人类未来命运的最大共同性，潘公凯将这种命运共同性之下的视角表述为“未来视野”。这两方面都是从宏大的时空尺度来把握的，并突出科技发展的因素来给予强化。立足于这种更高、更大、更为根本的层面，就可以缩小欧美“先发”国家与非欧美“后发”国家的落差，甚至抹平这种落差。就科技发展在人类文明演进史上所起到的根本作用来说，课题强调科技因素，甚至直接据以作为理论构想的基石，并非不可理解；而以人口增长和地球上物质与信息的复杂性演进等方面为标准，课题将现代事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并提出以“突变”为根本特征的“事件本体论”，也自有其道理。
因此可以说，课题所展示的是基于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和信息科技的“大历史”。这种文明进程的展示所要保障的，是现代中国在被塑造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的经验和成果的合理性，落实到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中，也就是要保障那些难以符合西方现代艺术价值标准的主张和实践的合理性。这些内容的合理性之所以能够不依赖于西方既有的现代性标准和模式来判定，是因为超宏大的历史观和未来视野的提出，已使得那些标准、模式的作用不是最为必要和根本的了，由此可以更好地回到中国自身，回到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尊重和理解，回到对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经验与教训、成果与道路的充分重视，并在此基础上打开自我肯定、更新与再塑的可能。在全面反思现代性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1840—2000年中国美术发展的历程，引入“人类巨变”的“未来视野”这一潜在维度，在全球现代性图谱中着重关注“现代性实践”本身的“连锁突变”，独创性地将“自觉”作为区分传统与现代的标识，以“传统主义”、“融合主义”、“西方主义”和“大众主义”作为中国“现代主义”美术基本形态的理论构想。其立论之新颖犀利，视野之宏大开阔，论证之严谨绵密，史料之翔实有力，着实使书稿具有一种厚重深邃而又立意独到的品质。
